南区的状态，很难称之为社区，综观南区中人与人的大致关系，除了占少量比例的买卖关系、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大部分人作为在校学生处于同一层级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而居于南区的人们大多是漠然的，基于社区的活动少之又少，这可能与南区中人与人的互动交流模式有关，对南区中各个人群的互动关系进行深描与分析，以探求南区“社区化”的路径。
关于互动的概念，来源于社会理论，最早由齐美尔提出，后又经过米德、戈夫曼等人的发展，符号互动理论、角色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都属于社会互动理论的范畴。互动理论关注的是人们的社会互动和交往，以及在互动中个体对有意味符号的运用，通过互动感知对方对自身的反馈，从而形成自我意识，确定自身角色，实现社会化。[1]
学界关于社区互动的研究涉及传播学、经济学、教育学、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关于社区互动的定义并没明确的界定。张梅青，张蕾2010年在《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交融互动模式研究》中认为，所谓社区互动就是：“是在一些范围内的居民由具有共同认知、共同归属感、共同价值、共同精神与社区文化, 彼此之间有归属感的团体所组成, 这些个人与团体不断进行着交互往来与相互影响”，[2]突出的是互动参与主体作为“社区人”的特殊性。姜振华2007年关于北京市宣武区某社区的研究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社区中不一样的角色群体（“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上。[3]因此，在社区互动的研究中互动参与双方的身份区隔是影响互动行为本身的重要变量。
南区之中，有以下几个群体：学生、服务者（管理者）、居民、流动人口。管理者主要是指依附于学校或街道组织的工作人员，如食堂员工、城管、门卫、宿舍管理人员、保洁人员等。对于校外人员来说他们是南区的管理者，而对学生来说他们承担的是一种服务职责，类似于小区内的物业。由于南区地处偏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居民区（牟家社区还没有人入住），周边零星的居民大多是面向学生的商家，由于大学生消费能力旺盛，吸引了许多商贩来做些小生意，他们有的拥有固定摊位，每年向社区缴纳租金，有的则完全是流动摊贩，在城管监督管理不严时，规律性地出现在南区周围，他们和居民一样，主要身份都是商人。因此，在以互动参与者身份为变量，对南区中社区互动的类型进行梳理，可分为：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服务者（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商人之间的互动（由于研究时间有限，难以深入至服务者和商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不做讨论）。
学生群体内部的互动是南区中最重要的互动行为，不仅是因为南区中学生群体的人数占很大比例，而且和其他群体相比，学生群体中的年龄、文化程度、语言习惯都更接近，与其他城市社区相比，学生空闲时间较多，也应更具产生认同和协同行动的可能性，他们理应是社区意识的输出者和社区行动的承担者。
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发现，南区中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建立在专业学院和校园组织脉络上的人际交往占据了很大比例，而基于社区具体地点的互动则少之又少。L同学性格较为开朗，也能做到学有余力，积极投身于校园事务中。L同学不仅是自己所在班级的班长，还加入了所在学院的研会，担任要务，同时还是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在访谈中发现，在L同学的日常交往中，与宿舍成员、班级成员的互动交流是最多的，其次是研会成员、课堂组织成员。所参加的集体活动也都基本建立在这一人际网络之上，本学期内，和宿舍以及邻近宿舍同学院同学的聚餐次数最多达11次，班级组织活动3次，本科老同学的聚会2次。X同学平时潜心学术，在班级和学院内不担任任何职务，之前曾参加过学院辩论队，现在已经退出了。X同学平时与室友一起行动较多，与其他人的日常交往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线上交流，在家庭群和班级群中较为活跃，线下集体活动中，曾参与过4次与辩论队成员的聚餐，3次班级活动。许多同学在接受访谈时，都表明了自己的人际圈基本就是依靠班级、学院或社团组织建立起来的，与其他学院的人几乎没什么交往。即使在同一个楼层住了多年，也都是陌生人的状态。
在我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学生社区中“前台”与“后台”界限的模糊。“前台与后台”来源于戈夫曼的拟剧论，他引入戏剧表演中的“舞台”一词, 将人类的表演场也称作舞台。舞台被划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存在，人们所扮演的通常是具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理想化和社会化的自我，“后台”则破除了条条框框的限制，更多的是自发性主我的流露。[4]在城市社区中，大多数社区居民都有自己的工作，扮演着相应的社会角色，他们扮演该角色时受到各种制度和标签的限制，当他们远离工作回到所居住的社区时，原有的社会标签便会弱化，完成从“前台”到“后台”的转换。这有利于他们依据自己兴趣在社区内进行重新组织化，丰富社区内成员间的交往，创造社区文化，产生社区认同。比如在谢静老师的调查中，一位看守大门的中年妇女参加了社区内的爬山群，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她的农民工身份、“低级”的工作和低收入使其在单位里地位也很低，平时穿着土气，也很少与外界交往。但是在爬山过程中，身份、工作和收入都变得含糊不清，身体的价值更为突出，而她在农村劳动中锻炼出来的体力和身材就变成了引以为傲的资本。[5]而在学生社区中，由于是集体住宿，舍友也基本都是同班、同专业同学，无论是在教室、校园还是宿舍，无论是开学选课、加入社团、活动申报还是复习交流，专业、年级等颇具社会化的标签都牢牢束缚着学生自身，使其无从摆脱。相比之下，“南区居住者”这一地域化标签的影响力可谓微不足道。
上文中说到，南区中学生与服务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小区中业主与物业之间的关系。大部分的小区中，物业被视为业主利益诉求的倾听者和实践者，如果物业无法胜任，便很容易使双方产生对抗性。在南区中也是如此，学生与服务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内容，其一是服务者面对学生发布通知，其二便是学生对服务者发泄不满或提出要求。但不一样的是，小区中的物业与业主是对等的契约关系，物业为业主提供服务，业主支付服务费用。南区中的后勤人员所隶属的后勤服务总公司属于学校的职能部门，而在校大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学界有人这认为属于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也有的人觉得是行政法律关系，更多的人认为应属于教育管理关系的观点。[6]因为在校大学生与学校既不是平等的主体，也不是简单地行政隶属关系，学校虽享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管理权限，但学生只会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服从。因此，学生与服务者（管理者）之间的互动虽多涉及切身利益，但方式更温和，更具制度性和民主性质。
南区中学生与服务者的互动渠道堪称多样。其中最简单最直接的是面对面的沟通，和其他高校一样，南区学生社区的每栋宿舍楼都配有“宿舍管理员”，他们是整个管理网络的末端触手，负责宿舍楼内的事务管理。“南苑周刊”一期中关于宿舍吹风噪音的问题，就是直接反映给“宿管”而得到解决的，有时宿舍间发生纠纷时，“宿管”还会充当调解员的角色。但这种互动中，要面临“宿管”人员的可沟通性和责任心问题，有些“宿管”连基本的宿舍楼门禁都疏于职守。在食堂，还有专门针对食堂的意见留言簿，用于记录学生对食堂菜品及卫生情况的意见反映，几乎每个留言下都有食堂工作人员对意见做出的反馈。此外，紧随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普及，也推出了“数字后勤服务大厅”和微信公众号，更方便快捷地与学生做沟通交流，包括公告通知、维修服务、服务监督、二手市场、失物招领、服务动态等多个板块，其中维修服务板块中互动频率最高，过去一年中平均每天达31条（全校）。其他板块也时常有人发布信息，在服务监督板块，学生可以针对各个部门发布投诉、建议、咨询或表扬，基本在一天之内就能得到来自部门工作人员的回复。
总的来说，校方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为学生和服务者（管理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开拓了广泛而便利的途径，从互动的频率来看，也得到了参与双方的认可。但从社区研究的方面出发，这种互动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根据许多传播学者的观点，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应当是一种没有边界的、去中心化的、疏密不一的网络关系。[7]而通过对南区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学生与服务者（管理者）之间的非利益诉求的互动交往十分淡薄，大多数学生连自己宿舍楼“宿管”的名字都不知道，后勤服务大厅中服务监督板块关于“表扬”的内容屈指可数。对学生群体来讲，服务者（管理者）更像是一个符号化的群体，绝缘自己所属网络外的另一个网络，一个个拥有同样面孔的机器人。6月29日，海大毕业典礼上的“青岛大姨”火了，一个普通的后勤职工在毕业典礼上为毕业生寄语，便点燃了很多人的泪点。这证明了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还是社区建设中，一些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服务者（管理者）形象是缺乏的，也是被需要的。而这一形象仅仅通过上述互动模式是难以建立的。
学生与商人之间的互动是以商业利益为支撑的，这种互动并不是简单的买卖行为，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他们在为南区创造地点。地点制造，简单来说就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使用空间，为其赋予特定意义，将其制造成为带有特殊标记的地点，以突出人的主体性。[8]
在南区与学校南门之间，隔着一条海大路，由于大学生消费能力旺盛，而南区周边商店数量有限，且租金昂贵，便吸引了许多流动小商海大路两边的人行道摆摊售卖，海大路白天有车辆往来，人行道面积有限，摊位不多。晚上8点钟以后，海大路上车辆渐疏，主路面也开始被小商小贩所占据，水果、包子、卷饼、糖果种类颇为丰富。图书馆每晚九点三十分闭馆，闭馆后便形成一股涌向南区的人流，海大路是人流必经之处，许多人和同伴驻足挑选购买、聊天等待食物制作，一时间颇有熙熙攘攘之感，形成了一个“小夜市”。“夜市”维持的时间不长，却是对空间利用的根本改变。
这种再地域化的地点不但可以提供社交环境、支持强化人际网络关系，还有利于人们形成集体记忆，产生认同。例如，海大路靠近学生社区一侧的人行道上有一处摊位，常年由一个双手残疾的小哥经营。小哥名叫王冲，本是山东菏泽人，来青岛将摆摊作为事业，夏天卖水果，冬天卖板栗，每次出摊还会带着一条叫“豆豆”的狗。也许因为他的板栗味道好，价格公道；也许因为他用残疾的双手创造价值，比其他的劳动者更让人动容；也许因为他的宠物安静乖巧，招人喜爱。王冲摊位的生意总是不错，其他也卖板栗的竞争对手做不到生意就离开了。也许大部分南区的人并不知道王冲的姓名，但提起板栗，都会想起南区外的那个“小哥”。
总的来说，虽然商人群体无论是在地理上还在心理上都处于南区的边缘，但它仍是南区中互动行为的重要部分。人们对交易的稳定需求能确保互动的频次，规律的、多频次的互动就非常有可能将纯粹利益诉求的交换行为转变带有情感诉求的交流行为，进而使社区意识得以发展。
在南区的互动中，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学生内部之间的互动多以情感诉求为导向，其脉络多是建立在班级、专业或校园组织之上的，“南区”这一地域因素的影响十分有限。学生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多是以利益诉求为导向，但这种利益诉求的互动并不完全是程式化的、冷冰冰的，相反它为情感联系的建立提供可能。
[2]张梅青,张蕾.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交融互动模式研究——借鉴台湾社区营造实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2(S2):151-152.
[3]姜振华.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03):114-120.
[4]王长潇,刘瑞一.网络视频分享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戈夫曼拟剧理论与行为分析的观察与思考[J].当代传播,2013(03):10-12+16.
[6]程鸣,严壮,叶佳华,梁家猛.在校大学生校外实习意外事故法律责任[J].法制博览,2017(14):1-4.
[8]谢静.地点制造:城市居民的空间实践与社区传播——J市“健身坡”的案例解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0(02):113-125+128.
